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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的全面服从是个人的义务，对组织的全面依赖是个人的权利。

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市场主体，而企业法人则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任何人，无论是其他私人主体还是政府主体，都有义务对此种权利予以尊重，否则就必须承担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责任。

因此，法律的理念必须实现从计划精神到契约精神的转换，把契约当做安排经济关系的首选形式。通过交换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我国市场中相当严重的违法经营、违约有理、欠债有利等消极现象，就是明证。这一过程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而且更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就必须在一个方向上承担起捍卫私人主体的权利，确保合法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任务，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又要对谋求非法私人利益的行为予以更为严厉的惩治。

法制经济也不能排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干预，但是它要求各级各类政府主体以合法的方式来实施这种控制和干预。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各类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儿童要承担纳税义务，但是只有成年人才需要缴纳。

对于容忍义务，比如财产的社会义务，就不需要法律的规定。进入专题： 公民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 。[82]（2）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基本义务将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连接在一起。[40]与古斯不同，施托贝尔并不认为国家能够设定潜在无限的义务，他认为，自由原则上是无限的，而服从国家原则上是有限的。

（2）不完全的法义务，是指目前没有规定法制裁的义务。源自于乡镇法上的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也进入了宪法。

[32]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义务的优势地位。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对于国家来说，不侵犯义务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1句通过实证的刑法、民法和程序法制度来使水平的人格尊严保护变得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基本义务的承担，强化了负责任的民主参与的政治要求。

[69]对此，伯肯福尔德（Ernst Wolfgang-B?ckenf?rde）敏锐地指出，基本自由权不再必然是自由主义基本权理论上的单纯自由，而是一种制度-客观意义上的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范围和保护要随着行使自由的方式和目的而改变。（3）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义务，比如受教育义务和接受名誉职位的义务。基本义务完全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实证概念，个人的法律义务在形式意义上并非基本义务，[13]即使这些义务基于其本质内涵和影响也自称为基本义务，比如德国《士兵法》第7章规定的士兵的基本义务。[52]巴杜拉将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基本义务分为描述性、劝告性、为立法者提供准则以及具有直接效力四种。

至于州宪法中基本义务的规定就更多了，在基本法之前制定的许多州宪法，比如巴伐利亚州、不莱梅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尔兰州，都模仿魏玛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位于两者之间的是作为过渡形式的序言和教育目标中的义务。

[②]然而，这些论证或有缺陷，[③]或有误解，[④]本文拟在梳理德国基本法上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关历史和学说的过程中，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意义进行辩护。[19] （4）基本义务不应限于宪法上明确带有公民有……义务的字眼，还应包括从宪法中推导出的基本义务。

有些义务明确地称为道德义务，比如魏玛宪法第163条第1款的劳动义务。当然，这能否得出宪法上的义务就比法律上的义务更基本？卢赫特汉特持否定态度。[41]施特恩（Klaus Stern）也认为，基本义务是与社会国交织在一起的。再次，人的义务适用于任何人。此外，高校教师不履行忠诚义务，不履行服兵役义务和纳税义务、父母的教养义务、自卫义务、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义务都将成为刑法制裁的对象。这种义务与自由权的内在限制是同义的。

（2）基本义务主要涉及公民对国家和集体的关系，而基本权利限制是说自由的行使要和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同基本权利区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样，基本义务也有必要区分义务能力（Grundpflichtf?higkeit）和义务履行能力（Grundpflichtmündigkeit）。

虽然基本义务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基本义务的受益人是其他公民的时候，也会产生民事制裁。[88]古希腊的公民资格并不仅具有归属性，还具有参与性。

施托贝尔指出，过去人们用被动地位来理解基本义务是不太准确的。【作者简介】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67]但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义务要求并不一样。[62] 其次，基本义务和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内涵，它关系到国家目的——法律和谐、社会均衡、后代教育、满足国家的财政和土地需求——的实现。对于（2），同样是个伪问题。而基本义务是直接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界限，比如和平义务。

[90]因此，近代公民观其实是市民观，市民与公民的区别在于，市民关注的是其个人利益，而公民关注的是公共利益。[84]对于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的观点，由于社会国原则的内涵不够明确，更多是一种国家目标规定（Staatszielbestimmung）。

[51]但是，兰德尔茨霍夫并没有解释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到底体现在哪里。税是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尤其对社会国家履行宪法任务来说更是如此。

[14]同时，宪法上的基本义务也不能拒绝不成文的宪法义务的存在，比如承担风险的义务。同时，施密特对地位这个词本身也提出了质疑。

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并不以每一个具体的法律为前提，为了独立于法律，所以它存在于宪法。本质上，基本义务应当采用与基本权利相同的标准。比如对于古斯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古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但是无论如何立宪国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60]例外是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的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自然权利，也是父母承担的首要义务，该条的意思是父母教养子女的权利中并不包括不教育子女的权利。

1919年的《魏玛宪法》在德国宪法史上首次对基本义务进行了全面规范化。基本义务既包括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也包括基本法中所隐含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人的人性尊严。义务能力原则上与权利能力是相关的，义务履行能力则取决于年龄。

另一方面，耶利内克又把权利所要实现的目的作为分类标准，他强调主动地位是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反过来则没有权利形成。[30]那么，魏玛宪法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规定基本义务？学者认为，它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来塑造文化国家和社会国家。